疫情大考下谁过关?第三方医学检验未来或迎行业整合期


在“新医改”建立多层次、多样化医疗服务体系,全面满足人民群众医疗服务需求的顶层设计下,近年来,各类第三方医疗服务机构有了更精细的门槛及标准依据,开始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这其中又以第三方医学检验机构最具代表性。

作为医学诊断市场专业化分工的产物,第三方医学检验行业在社会办医、医保控费等政策的推动下,进入快速成长期,行业蜕变趋势已十分明显,连锁化和集团化经营成为大势所趋。尤其是在本轮新冠疫情期间,在前所未有的防控形势下,第三方检测机构作为生力军浮出水面,有力支持了疫情防控,在后疫情时代或将迎来更大发展。

厚积薄发的2019:第三方医学检验机构数量突破1500家

第三方医学检验机构,是指独立于医疗机构之外、从事医学检验或病理诊断等医疗服务,并能独立承担相应医疗责任的医疗机构。

2007年,我国第三方医学检验实验室只有37家,之后的数年间发展较为平缓。2015年,行业出现拐点。在社会办医、分级诊疗等政策的推动下,第三方医学检验实验室数量由年初的216家增加至356家,并在2018年9月达到1200余家。有机构估算,2019年我国第三方医学检验实验室或已突破1500家。

第三方医学检验实验室的数量迅速增长,有其背后的市场逻辑:随着政策松绑,在现有医疗体系基础上提供增量服务,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医疗健康需求,原来牢牢握在公立医院的医学检验业务逐渐流出,行业市场规模显著增长,这无疑是第三方医学检验实验室的数量和业务量短期猛涨的首要驱动力。

政策的助力对第三方医学检验行业的发展也功不可没。2013年,国务院发文将医学检验中心和影像中心两类第三方医疗服务机构作为引导发展类机构。到2017年、2018年国家卫健委陆续发文新增“医学检验实验室、病理诊断中心、医学影像诊断中心、血液透析中心、安宁疗护中心”5类医疗机构类别,鼓励民营机构参与医联体建设,并支持有实力的民营机构承担医联体的主体角色。政策上对第三方机构提供特定医疗服务的支持层出不穷。

从无到有,从粗略到精细,这些政策为第三方医学检验实验室与医院检验科结合提供了机会。 

2018年9月,国家卫健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发布国内首份第三方医学检验实验室效果评估及经验总结项目报告。该报告显示,第三方检验实验室不仅能提升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促进医疗卫生资源均衡,而且有着明显的降本优势。以2016年为基数推算,2016-2020年间第三方医学检验实验室可为医院节省的检验费用依次为104亿元、137亿元、176亿元、221亿元、274亿元,大约每年可为医保省下近1%的支出。

行业龙头规模有限,后来者仍有空间

第三方医学检验行业的行业壁垒主要来自于规模效应,以及质控等标准化建设带来的公信力效应,这也是行业集中度相对较高的原因。

有机构测算,2018年的中国第三方医学检验市场,位列市场规模前三的金域医学、迪安诊断和艾迪康这三家公司的市占率接近70%。参考美国第三方检验行业LabCorp和Quest的双寡头发展路径,有研究机构认为,“未来行业的中小产能将陆续出清,龙头企业将长期获益。”

但国内第三方医学检验行业起步晚,所以即使是行业龙头,实验室的数量和经营规模也依然相对有限。目前的行业龙头如迪安诊断、达安基因、艾迪康等,实验室数量都没有超过50家,业务范围也较为集中,整个市场依然呈“割据”状态。比如,迪安诊断超过52%的业务来自于华东地区,金域医疗近半的收入得自华南地区。

这也为后发竞争者不断进军此行业提供空间和动力,在扩张路径上多选择自下而上、自外围向中心的模式。

“硬仗见真章”:良性竞争拐点来临?

突发的疫情对所有医疗机构都是一场硬仗。因为此次疫情期间的迅速反应和突出表现,第三方医学实验室的前景开始被更多人看好。

今年1月是国内疫情的迅速爬坡阶段,对新型冠状病毒的核酸检测成为“应检尽检”、“应治尽治”的关键。国家卫健委在1月22日发文允许各省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将可开展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的第三方机构纳入病毒检验工作中,加速对新冠肺炎患者的确诊。

事实证明,这些第三方检测机构在湖北乃至全国疫情的防控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湖北省核酸检测能力在极短时间内的大幅度提升,加快了对疑似患者的筛查,缩短了新冠肺炎患者确诊时间,也为分级诊疗、尽早收治、精准施策打下良好基础。

正因为看到第三方检测机构的优异表现,多地开始加速将第三方检测机构纳入疫情防控体系。4月份,在黑龙江省疫情刚出现反弹苗头时,哈尔滨市立刻宣布将第三方检测机构纳入联防联控工作。

突发的疫情,也是对第三方医学检验机构过往综合素质建设的一次集中大考。以湖北为例,在国家卫健委发文后,参与首批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机构申报的独立医学实验室有20余家,但最后仅13家通过审核。这主要因为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对资质、时效性、准确性的要求非常高,例如在资质方面,检测需要在生物安全第二等级(BSL-2)的实验室中开展。这无疑对那些过去重金投入设备、重视质控的第三方医学检验机构更为有利。

有数据显示,2016年年底前,全国共有235家机构通过ISO15189准则,其中第三方医学检验实验室只有15家,绝大部分都是医院附属实验室、血液中心等政府公立医疗机构。

但近年来,几乎所有的第三方医学检验机构都开始重视质控管理。

此前,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学检验与病理中心主任谢小兵曾表示,无论是常规还是高端检测,都面临自动化和标准化以及质量控制问题。“没有质量控制,我们的一切工作等于零。”

欧美发达国家在新冠病毒检测上也屡屡受挫,充分说明质控在检测结果上的意义。

疫情终会过去,后疫情时代,那些通过突击大考的第三方医学检验机构将何去何从?

将业务重心向高端检验项目转移或成为一大趋势。此前有观点认为,在药占比降低的趋势下,检验收入在医院业务收入中愈发重要,理论上医院尤其是三级医院的外包动力是不足的。但在走访了北京数家医疗机构后调研发现,即使是在三级医院,检验科主任和院长对医学检验外包的意愿也比预期高。

这主要是因为,三级医院面对的患者复杂程度高、病理检验技术针对性强,具有良好技术能力的大型连锁实验室的高技术平台反而能够很好地满足其需求。比如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检测等项目,由于标本数量少、仪器设备投入大、检测报告结果时间长,三级医院会选择放弃自行检验。

通过国内已经上市的第三方医学检验机构的年报也不难发现,从近三年趋势看,几家公司的高端检验项目占比都在逐步提升,化学发光等传统普检业务占比呈下降趋势,其中金域医学的基因医学业务2017年已成为公司第一大检验项目。随着这些公司对该项目的不断深耕和市场对高端检验项目需求的提升,高端检验收入占比有望进一步提升。

美国先例:放开支付端将成为行业爆发拐点

放眼未来,国内第三方医学检验市场的充分放量,最需要的依然是支付端的放开。一旦商保乃至医保可以取代自费成为第三方医学检验机构的主要收入来源,行业的春天就会真正到来。

这一发展历程从美国的先例上可见一斑。1965-1980年间,美国的卫生总支出从139亿美元激增至996亿美元。为了减轻医疗支出负担,美国政府和商业医疗保险机构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修改医疗保险政策,美国第二代DRGs于1981年完成,并从1983年10月1日起正式实行。在DRGs模式下,医院的收入端变为成本端,这促使医院将更多的检验项目外包给运营成本更低的第三方医学检验实验室,第三方医学检验行业进入第一个快速成长期。至80年代末,美国第三方医学检验市场份额扩大到整个检验市场的20%左右。

1988年,美国颁布临床实验室修正案CLIA88,将私人诊所检验实验室和第三方医学检验实验室严格监管起来。该法案的公布促使质量高、效率优的第三方医学检验机构迎来第二次快速增长期,到90年代中期,第三方医学检验行业的市场份额进一步扩大到整个检验市场的35%左右。

美国第三方医学检验市场的两大巨头Quest和LabCorp虽然均创立于上世纪60年代,但真正实现业务起飞却是近20年的事。从1998年到2000年的三年里,Quest的市值从5亿美元快速增长到66亿美元,LabCorp的市值也从2亿美元增长到61亿美元。

惊人的是,即使在美国这样的成熟市场,第三方医学检验行业依然有成长空间。2016年初,LabCorp的总市值为114.32亿美元,排名第二的Quest Diagnostics的市值为94.52亿,如今这两家公司的市值分别为165亿美元和142亿美元。20年时间,两家公司的市值成长了20倍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考虑到美国的检验市场仅占医疗卫生支出的2%-3%,而我国高达10%左右,且我国的检查费用还有进一步下调空间。随着检查价格的下调,检查费用从收入项变成成本项,医院的外包意愿将逐步提高,从长久来看,这将继续利好于第三方诊断市场。

目前,一些区域集中送检、医保覆盖的实践在中国已经有了先例,比如青岛的“医保+医检”整合服务模式。为了保障社区门诊统筹制度健康发展,降低社区机构成本,提高检验质量,青岛医保在全市范围内公开招标确定了两家第三方医检机构,将其纳入医保门诊统筹包干报销支付范围,要求全市基层医疗机构集中送检,实现“医”、“保”融合。2013-2017年,仅常规检查项目就为青岛医保支出节约近千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