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脉介入创新——从1到100,力量在哪?


826日,在ESC2017的聚焦“心脑交互”(Heart and brain interactionCSC@ESC联合论坛,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主任委员、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葛均波院士发表了主题演讲,分享了来自中国的冠脉介入领域发展的宝贵经验。中国的创新力量在哪里?作为心血管界的领军人物之一的葛均波院士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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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请您谈一下目前国内冠心病介入治疗器械方面取得了哪些成就?与国际水准是否存在差异?

葛均波院士:我们国内冠心病介入治疗器械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作为这些成就的见证者和一个从业医生,我认为我们仍与国际水平有很大的差距。虽然国内企业一直在强调自己的支架占有多少市场,但是仔细看该领域的多数原始idea还是来自国外。现在我们有一些原创的产品,比如说火鹰,国际上并没有这些靶向释放药物的支架;但我认为这些idea最早还是来源于外国人,然而他们的平台较差,没有得到很好的结果,最终放弃了研究;再比如,我国在做的完全可降解支架,质量也很好,但是原始idea同样来自国外同行。

我国从2000年开始研究冠脉支架,这个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模仿、改进和原创。自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一大批回国学者带来了国外的先进技术,把国外的先进技术引入中国。开始阶段我们大部分是在模仿;然后是修修补补,做些小的改进;后来的产品进一步改善,方便了临床应用;第三代产品我们就可能优先了。举个例子,虽然可降解支架的idea不是来自中国,但是我们提出了锌合金概念,在基础材料研究方面,我们完全有可能走在世界前列。

在创新的道路上,中国从0走到1很漫长,但是从1走到100的过程很快。我国现在就处于从1走向100的过程中。我们现在在做瓣膜、复杂的器械,但是医生的参与度并不高。2005年,我们建立了中国心血管医生创新俱乐部(CCI),期待医院、医生更多的参与医疗创新。我们希望能够走好CCI这条路,得到政府、企业和资本的支持,最终更好的服务于患者。

一个行业的创新需要多个学科的合作与融合,所以我一直在想如何去打通基础研究、材料科学与医学之间的壁垒,这些工作不是一个人或一群人能完成的,它需要政府和行业的支持。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也在鼓励国人创新,从小的方面来说,这是行业创新;从大的方面来讲,这是中华民族不断进步的动力。

此外,本次大会还重点提到了“Digital Cardiology”这一概念。相信未来十年一定是Digital MedicineDigital Cardiology的时代。明年我们的东方会也会突出Digital Cardiology这一热点,可能叫“数字心脏病学”,虽然目前还没有确定的名词,它一定会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将来,所有的信息都会集中在“云”里面,所以阿里巴巴和谷歌是最有可能开展相关工作的企业,因为他们掌握了我们男女老少每一个人的信息。所以我期待与阿里巴巴尽快展开合作,我们中国完全可以走在世界的前列。为世界和人类的进步作出自己的贡献,这是企业应有的责任。

Q我们在OCC大会时就曾关注您的研究,包括与分子材料领域。您能否介绍一下您在这方面的工作情况?

葛均波院士:我一直把自己定义为新技术的推动者。1996年我回国时做了第一例桡动脉入路介入治疗,当时这一举动受到了很多非议,但是现在看来这是一种正确的选择,目前90%以上的介入手术都选择桡动脉入路。所以说,患者在一开始可能无法理解新技术,但是医生应该看到这一先机。

纵观心脏病学的发展,我们从最初的听诊、触诊到后来的心电图检查,再到后来的超声心动图,检查诊断技术不断进步,获得的信息越来越多,诊断也更加方便和准确,这些心脏病学进步都离不开基础科学的发展,尤其是物理学技术的进步。所以我曾预测,未来心脏病学的治疗手段一定集中于组织工程和干细胞治疗领域,因为人体器官的衰老及坏死是不可阻挡的过程,对于未来的终末期疾病患者,干细胞治疗、细胞替代治疗和组织工程学会是理想的治疗选择。当然这些治疗一定要在伦理允许范围之内。

我现在还是复旦大学干细胞与组织工程学中心的主任,该中心在2003年左右获批建立并开始相关研究。起初的研究工作很顺利也很简单,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困难越来越多,但我认为这恰恰是科学的魅力所在,只有在历经痛苦、磨难和一次次失败之后再取得成功,为人类健康做出贡献,那才是幸福的追求所在。


原标题:葛均波院士:冠脉介入创新——从1100,力量在哪?